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共青团

1925年至1926年是中国共青团凭借国民革命浪潮发展的重要时期。北伐以前的湖北省虽然受到北洋军阀的压制,但湖北共青团组织仍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知识青年中有不小的政治影响。湖北地方团组织的实际运作与其规章制度的严格要求相比还存有较大差距,上级的各项决议在基层团组织难以有效贯彻。在国民革命早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湖北地方党、团组织在发展成员和政治资源方面存在竞争导致党与团之间形成一种既相互支持又彼此竞存的微妙格局。

武汉是全国最早建立共青团组织的城市之一，作为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涌现出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杰出青年运动领袖和先进模范人物，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11月7日上午9时许，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8人。会议由董必武、陈潭秋、李书渠等人主持，董必武做了重要讲话。董必武说：“青年团员要投入到正在酝酿的新的运动中去，同现存的旧社会进行斗争。”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湖北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团组织之一，它的建立是武汉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武汉青年运动的新起点。

一、共青团员的社会构成

中共早期团组织的发展,直接受益于中外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是如火如荼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直接催生中共早期各类组织的母体,五四运动则为中共所领导的各类组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考察国民革命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社会构成可以发现其组织成员多集中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即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

直到北伐战争前，中共的党、团组织依然保持较浓的“学生气息。例如将各级党组织称为“大学”、各级共青团组织称为“中学”、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称为“教务处”，就连“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这些文件中的“暗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青年对中共早期党、团组织政治生活的影响。

北伐以前的湖北省受到北洋军阀的压制,湖北共青团组织的发展虽受到诸多限制,但仍具备一定的生存空间，组织成员从1925年1月的76人，发展到1926年8月的北伐军进入武汉前的581人，一年多的时间人数增加了近6倍，支部数目由14个扩展到44个。

可以看出在北伐前夕湖北地区的团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学生。五四以后青年学生竞相加入政党组织,成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五四运动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使青年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运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团体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学生群体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 ,各政治势力亦主动将其主义、学说影响于学术界竞相吸引青年学生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加入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学生虽然不多,但共青团在湖北学生群体中的政治影响却不算小。根据武汉团组织1926年5月给团中央的报告,可知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及各地学联都直接受共青团指挥。以武昌学生联合会为例加入联合会的有24 所学校共青团员在各校代表中占到了2/5 ,在委员会中占到了59177。不过武汉地方团委承认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机关未能充分深入到学生的下层组织在学生群体中的实际号召力有限。

与对青年学生的影响相比,共青团在青年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却乏善可陈。青年工人占团员总数的比重长期维持在10%左右，农民则不足5%。国民革命早期,中共的党、团组织在工作重点上有所区分:党的工作重心在工人运动、团的工作重心在学生运动。武汉是近代较早的开埠城市,在中共早期的革命设想中,中国工人运动存在几个有利条件“第一, 工人集中动员起来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极其恶劣。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资工厂工 作,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这些原本设想的有利条件却变成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在现代城市这表示政府的控制力比较强,任何宣传和组织工人的活动都容易招致镇压。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他们自顾已不暇,何来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就面临着此种困境:一方面是严峻的政治压迫,工人群众“不能多与本校接近”,中共的党、团活动往往使“‘少数觉醒分子脱离群众’而失业,而恢(灰)心!这叫我们感觉十分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工运的人才,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的各项斗争。团武汉地委就曾无奈地表示党的工人运动不发展。团的“青工运动亦难单独进行，有些大学有组织之处,亦未注意帮助中学工作”。而农民运动仅在黄梅、黄冈、黄安、枣阳、当阳、汉川等县展开,尚未出现青年农民与成年农民的分化。

根据当时中共党、团组织的资料统计在北伐军进入武汉以前,有组织的工人有3000余人,有组织的农民有1 200余人,有组织的学生有14 000余人心”。可以看出在北伐前夕的湖北省受中共党、团意识形态影响的学生.人数要远远高于青年工人和农民,无怪乎当时团武汉地委感慨说“实在说起来湖北学生运动虽无很好成绩然在历次群众运动中依然只有学生是事实上的领导者”。

二、团组织的支部生活

中国的共青团组织脱胎于苏俄氏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其组织结构方面与西方议会式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支部”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特征每一个成员都会被纳入一个基层支部。在支部生活中各成员之间通过定期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交流彼此的思想确定共同的行动既相互了解亦互相监督,以此来增强组织内各成员的向心力与组织的凝聚力。

国民革命早期中国共青团在湖北的组织发展其范围和对象其实十分有限共青团的基层团支部主要分布在武昌、汉口以及周边各县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支部和工厂支部。例如武昌共有22个团的支部，其中学校支部就占到了16个工厂支部2个,妇女支部2个店员支部和儿童支部各1个汉口所属的9个团支部中工厂支部和店员支部各有3个,学校 支部有2个,改组后的国民党内有1 个;其余的13个特别支部分布在周边黄梅、襄阳、黄冈、应城等县城。可以说,1920 年代中国共青团在湖北并没有广泛渗入到青年群众中。

在组织生活方面,团中央要求各支部定期召开支部会议一般情况是每周一次。据湖北地方团组织的观察，学校支部的团员大都能按时开会缺席者甚少，而工厂支部和店员支部大多数都不能按期开会,原因是“工作时间很长无时无地可开会,且均与团体不亲切，不了解团体”。这一时期各地的基层支部差不多都忽视了团员的教育训练工作,对当时党与团的各项理论与政策不能很好地理解缺乏必要的支部讨论团员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组织的决议。

组织生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开展组织生活,对于当时刚刚从宗法社会走出的知识青年而言,本是相当陌生的一件事。加之当时党的重点工作放在群众运动上对于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党组织就曾抽调团武汉地委的多位成员)致使当地的团务工作“呈解散之像”。

尽管这时团中央和武汉地委多次强调教育训练工作对于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影响教育训练工作的因素是复杂的。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从苏俄引入的政党组织模式,在进入中国社会后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与适应的过程。对于那些长期在散漫无序的环境下成长的知识青年来说,骤然接受共产主义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管理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据团武昌地委报告团员对于组织的通知置若罔闻组织纪律形同虚设。

虽然北伐前湖北团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与规章制度的严格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但需要特别指出:一是与同期中共党的地方组织相比共青团组织通过学联的活动往往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某些政治压迫较重而没能成立党组织的地方,团组织直接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其影响力要大于党。二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领导的团组织要好得多。在团武昌地委报告中甚至有“无我们在无民校的说法,可以说当时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党、团组织既无比羡慕又相当恐惧。

三、国民革命时期湖北地方党、团的关系

国民革命早期的党团关系颇为微妙,这个时期的共青团并不是完全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面目出现,而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的时间相近,在国民革命早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党与团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分化，早期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往往兼任本地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主持团建工作。五卅运动前,青年团的声势有时甚至盖过了共产党,时人常常只知有团而不知有党。”在湖北不仅团员的人数长期多于党员人数在党团没有分化的地方“一切国民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都归中学领导。在1926年以前,湖北地区党与团的联系不甚紧密,根据团武汉地委的报告“训练与青工运动方面大学很少辅助如各种政策常须得自民校方面”。 从1926年2月起武汉党、团地执委根据党、团中央的决议根据组织的工作、年龄等方面进行党团“分化”党员，兼共青团员者或共青团员入党后都不再过团的组织生活党的特支、支部书记不再兼任团的特支、支部书记。

随着党、团分化的深入，一些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在1925年5月14日,中共党、团中央联合发布的通告中指出“团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但负重要工作之党员不必要时,可不加入”。为了加强党组织发展的需要党、团中央再次做出让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决定,团员的脱团年龄进一步下调“凡年满二十岁的团员均应转党。但同时还是团员未满二十岁但是是团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团员也应入党;超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均应转党并且退团,但在团内担任负责工作者不退团。”

由于23岁以上的团员在各地团组织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各地方团对一再降低团员法定年龄的做法颇有怨言。如武汉地方团就指出:“ 年过二十之西同学有些程度不够的如何能加入披(彼)校?过二十三之西同学完全脱离西校如是则脱离者有大多数，各特支可成立地方者亦将不能成立了似此与发展上有碍。由于团员加入党的年龄限制一再降低,共青团只能将组织发展的目标转向低龄青年甚至儿童。例如黄梅地方团就在党、团分化后成立了城区少年团“年龄都在十八岁以下是我们做儿童运动的机关此种组织形式俟试验有成绩后即推广到各乡镇。

党团分化以及团员入党的年龄一再降低 ,使得湖北省党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1926年2月党团分化以前湖北省团员的数量一直多于党员到1926年5月党员与团员人数基本持平，仅三个月之后党员人数就是团员人数的两倍有余。根据黄梅地方团组织的报告,因党团分化而脱团者有15人占到了组织原有成员的40%。1926 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中共的党、团组织处于完全公开的状态人数得以飙升团员人数才再次占到上风。

党不仅在发展成员上对团形成竞争压力,而且在领导干部的选配方面，党、团之间亦存在矛盾。由于中共早期人数较少党经常调派团员来执行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展但干部人数却远远不敷所需不得已只能频繁调动共青团的干部。

就湖北而言,1925 年10月,中共武汉地执委调派共青团干部帮办工运事宜,由于事先未得到团武昌地委的同意团武昌地委认为此次调动是党方擅自“扣留”团的干部。1926年4月在团汉口特支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团汉口部委,选出吴景中、王达强、汪子望、陈定一、崔文焕为部委成员。然而没过多久王达强就被党调派至硚口组织工人运动,陈定一亦因为党组织不允许其兼顾团的工作而放弃, 崔文焕因家庭关系被捕入狱,汪子望由于学业问题而不再参加组织活动。领导干部的调动过于频繁导致地方团组织的工作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团武汉地委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对党“调动中学各级负责的同学致影响中学的组织的做法颇有微词。

另外湖北地方团批评当地的党组织纪律散漫、数周不开支部会组织发展太慢对团的工作没有尽到领导帮助之责而党却认为团组织过于幼稚和傲慢没能深入群众做实际工作。

实际上在党、团早期的发展中,由于党与团的工作没有明确区分致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所做的工作是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分别。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用学生做-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形成了对党组织的竞存态势。从法理上讲共青团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但在某些地方团的干部配备、组织效能和工作方式均优于当地的党组织,甚至在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团必须要单独负起执行党的作用和解决党的问题”。正是这一时期党团之间法理地位与实际效能的不相符,才导致党与团之间形成一种既相互支持又彼此竞争的微妙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