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暴动中的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北伐战争因国民党反动势力叛变而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头。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分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中国民主革命遭到极大挫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用革命的暴力去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强烈震动了敌人，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然而这些武装暴动中也存在一种较严重的偏差，即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的武汉暴动，就是这错误倾向表现得较为突出的事例。

在“七一五”事变后，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和“清党”，并且阻断了团员之间的联系，团员数量锐减，党与团损失惨重。当年七月下旬，湖北军阀唐生智准备出师“东征”。

八月十二日，团中央在武汉召开了驻汉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决定接受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新政策，号召全团积极协助党搞好秋收暴动工作，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认为：“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其实此时的形式并不是一个纯暴动的局面，当时的党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真正的局势，也为为后面埋下了隐患。在九月中旬，唐生智部何健、刘兴两军分别进驻安庆、芜湖，与南京政府成对峙局面。而这样的局面让党团看见了虚假的“希望，针对唐生智西征，武汉内部空虚、力量薄弱的形势，中共中央指示湖北省委加强武汉地区工作，为武汉暴动奠定基础。其实在此前，因为七一五事变的影响，让本就力量不强的党团雪上加霜，而武汉内部空虚，力量薄弱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军阀混战，但是敌人的眼睛始终对我们保持警惕，力量薄弱只是相对于唐生智没有出征前的，所以敌人的力量依然很强，而当时的党与团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真正的认清形势。

十月二十日，南京政府下令褫夺唐生智所任职务，交军事委员会治罪，同时向社会公布唐生智与孙传芳勾结的证据。次日，唐生智便发出讨宁通电，于是南京政府任命程潜为西征总指挥，以程潜的第四路军、李宗仁的第三路军、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海军的第二舰队及一部分航空队作为讨唐西征军。二十二日，广东李济琛、黄绍竑通电讨唐，北攻湖南。同日，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及党的政策问题。会议认为“讨唐乃新军阀混战的开始”，决定“在武汉工人方面加紧经济争斗及赤色恐怖，由零碎的骚动一直到暴动，用群众的形式恢复并公开工会及各工会，杀尽一切反革命派并破坏反动机关，扩大苏维埃的宣传，准备在唐逃、武汉统治阶级混乱时，以群众暴动形式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零碎的争斗进而形成暴动，造成局部的割据”。并推定任旭、覃阶、刘昌群三人起草暴动议决案。二十三日，省委常委会通过了这个议决案。团省委还向常委会提出了事先集中、补充、分配武装，组织宣传队，赶印并分发传单等问题，省委当即通过。 二十四日，冯玉祥发出通电，支持南京政府的讨唐政策。此外，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同川军杨森、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军临时军事委员会，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发。同时贵州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二十六日，中共湖北省委举行第八次常委会，任旭、汪泽楷、林育南、刘昌群、黄五一等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态度与二十二日军委会议态度一致，为武汉暴动初步定了调子。

此时，唐生智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被许多军阀包夹围攻，省委也在此期间确定了武汉暴动的实行，认为这混乱的局面是一举推翻湖北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会，但之后因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回汉，这一决议又有了变化。

十月二十八日，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由长沙回到武汉。第二天，他就召集省委书记陈乔年和任旭、刘昌群等举行长江局会议。当会议讨论到长江局八省工作，特别是正在准备中的武汉暴动的时候，大家意见发生了分歧。团省委主张准备武装，立即暴动；党省委主张对内鼓动，发动工农群众暴动；而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则认为，应该从各方面准备总的暴动，但暴动的口号和命令不能过早发出，不能采取对内欺骗、进行非正确观念灌输的鼓动。他反对立即暴动的理由是：一、唐生智不会马上倒台；二、党在武汉的力量太薄弱；三、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准备不充分。他主张首先在城市建立秘密工会，开展经济斗争，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夺取武装，并且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工作，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立即暴动，从而一举成功。长江局开会专门讨论武汉暴动问题，罗亦农、陈乔年、任旭、刘昌群等到会。会上，罗亦农提出一个关于取消暴动计划的政治决议案，大家一致同意。罗亦农还特别向团省委书记刘昌群征求意见，刘昌群也明确表示同意。决议案通过之后，为慎重起见，罗亦农又找国际代表，详细汇报了决议案的内容，征得同意，还电告上海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上海国际代表为此专门电复，表示赞成长江局的决议。三十日，中共湖北省委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长江局政治决议案，并依照该文件精神，拟定了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规定十一月七日至十四日为武汉三镇反新军阀战争政治宣传周。

十一月二日，团长江局和团湖北省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请罗亦农做政治报告，然后讨论。罗亦农报告的中心思想，仍然认为现在不是暴动的时机，“现在是要用长时期的准备到暴动之路”。团长江局负责人韩光汉、关向应当即提出共青团的意见：一、唐生智的稳定靠不准，在军阀冲突这样剧烈，以致将要爆发不可遏止的军阀战争的时候，没有能够稳定的军阀统治；二、唐生智的倒台，是党的“八·七”会议所制定的暴动政策的正确性在湖北的一个证明，我们不应放弃这一重要时机，不能没有一个坚决的暴动政策；三、现在的武汉，一般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没有出路，工厂经常发生停工，许多工人流离失所，起码生活不能保证，党为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应坚决确定暴动政策。这次会议，韩光汉、关向应同罗亦农的意见没有统一，这也为后来武汉暴动仓促进行埋下了隐患。

十一月四日，罗亦农离汉赴沪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根据长江局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开始工作部署，决定十日之前完全改选武汉三镇各级党组织。七日，《无产青年》在其第一期发刊词中高呼：“现在革命已经到了绝对暴动的时候！”同一天，团中央发表《为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宣言》，认为：“现在新军阀的战争已在开始……我们只有拿暴动来消灭这个战争！现在是我们暴动的唯一时机了！”此时的团中央已经有一些过于激动，并认为暴动消灭战争的唯一方式，这已经显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九日，团省委开会。省委书记陈乔年出席。团向陈乔年提出，唐倒在即，党应准备在唐倒时的工作。在团省委的极力促使下，省委本来就较动摇的指导思想又转过来，罗亦农所做的准备功亏一篑。

十一月九日晚上，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书记、组织、军事及团省委军事负责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制定行动步骤，准备暴动工作。十日，省委用通告形式将行动步骤传达给武汉地区各级党组织。同一天，特别委员会召集区、市、县书记联席会，布置劫狱、夺取溃兵枪支等军事任务。十一日上午，武昌市党、团市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当晚劫狱计划。而这时，当团汉口区委询问区党委决定了什么工作时，区党委“竟瞠目不知所对”，他们还不知道上级有什么指示发布下来。十二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上，由团省委代表提议，经其他同志补充通过后，省委决定十三日上午八时举行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下午二时在汉口带领群众占据有益街，启封总工会，在武昌则集中工人到武胜门杀工贼，打乱总改委会，进行劫狱。常委会根据这一计划，随即分配全体常委委员到三镇各地点分头指挥。 十二日十二时左右，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将有益街工人武装解除，法租界同时在各路口架设电网、机枪，下午五时，在西征军及其他讨伐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唐生智宣布下野并逃入日租界，西征军基本上占领了汉阳、汉口。

党、团都没有冷静，没有正确估计当时的不利形势，仍要按原计划行动。从十一日到十五日，在短短五天的暴动过程中。武汉地区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在唐生智十二日倒台以前，徐家棚铁路工人曾要求路局发薪，早有暴动的意图。十三日，徐家棚铁路工人自动举行罢工，他们包围路局，将在局中搜出的数千元存款分给铁路工人，并包围了局长住宅。十四日，工人们又包围路局，这次未获结果。十五日，工人们自动复工。可见党、团在这次斗争中并没有和工人们取得联系，工人的行动纯属自发，与暴动毫无关系；也是在唐生智倒台之前，暴动队伍焚烧了武昌国民党市党部、省妇协、中山大学礼堂等处；十三日，经过努力，党、团组织攻破武昌县公署监狱，救出一百多名党、团员；十二日，中共武昌市委便决定解除保安队武装，打垮省总，但没有成功。十三日决定发动某厂进行罢工，结果又遭失败。十四日，敌人在武昌举行“讨唐反共大会”，一名团员向会场主席台扔了一颗炸弹，但没有爆炸，只是打伤了会场主席，结果这名团员被敌人杀害了。十五日，党、团员前去焚烧敌人的纺总，由于房屋坚固，没将纺总烧毁，却烧毁了附近的几间民房。

在武汉暴动中，除了徐家棚、武昌以外，江岸、汉口、桥口、汉阳都没有行动，近郊农民也没有发动起来，并且，省委没有进行细致的军事准备，草率从事，如暴动开始后各市、县到省委竟然领不到枪支弹药。因此，在短短五天时间里，由于暴动条件不成熟和暴动中组织、行动上的严重失误，武汉暴动以失败告终。

武汉暴动的失败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党内一部分同志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出于对蒋介石集团叛变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愤怒，加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影响，制定了“左倾”盲动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对革命队伍造成极大损害，把本来就已处于被动局面的党又带到了更加不利的境地。而且，武汉共青团对这一错误政策的积极响应，更加推动了这一政策的深入贯彻，促使党进一步强化了盲动主义政策。在武汉暴动中，共青团湖北省委在参与制定暴动计划、具体组织部署等过程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严重的影响，这给我们留下不少惨痛的教训。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党、团的职责关系。我们始终要清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体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而由于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使团的部分领导成员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不相信党、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主张由团来领导一切斗争，从而产生了先锋主义倾向。这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作用，是不可取的。中间罗亦农建议从长计议，准备充分再进行武汉暴动，这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但是由于当时的团委反应激烈，并在罗亦农离汉之后再次主张立刻进行武汉暴动，使得党省委本来就不牢固的思想又倒向了错误的一方，轻率决定了暴动计划，违背了中共长江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其次，要随时注意纠正不良思想倾向。无论是右倾思想，还是“左倾”思想，都不利于革命的发展。就应当像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以实践为标准，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且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问题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和党一样，团由于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但不能因此盲目乐观地认为这就表明革命形势还处于高潮，否认由多次暴动失败已证明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这一事实。同时不能把斗争同暴动混为一淡，团在当时的暴动概念十分模糊，他们把大小暴动都完全理解成演习、训练，用众多革命战士的鲜血去换取对敌人造成的些微威慑，这实质上是一种对革命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武汉暴动中，团省委主张“马上暴动，建立三五天政权也是好的”，甚至不顾群众力量不够，无视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勉强鼓起革命同志的斗志，盲目仓促发起暴动。而暴动失败以后，省委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仍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坚持着它。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的行动，其恶劣后果可想而知。

思想上的偏移，是导致武汉暴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正确的认识斗争与暴动的真正区别，不认清形势，不认真准备，这次失败就已经是必然了。既不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不能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武汉暴动给团和党都敲下了思想的警钟。这次暴动的失败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同时也让我们收获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党和团都认清自身的职责，再次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也认识到“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的极大危害，坚定了我们反“左”反右的决心；同时也为新中国扫清一切思想障碍奠定了基础，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